寿桥信息门户网
寿桥信息门户网
寿桥信息门户网 > 旅游 > 平博士密码。,郭明芳:「本衙藏版」《蜀碧》为嘉庆间刊本考

平博士密码。,郭明芳:「本衙藏版」《蜀碧》为嘉庆间刊本考

2020-01-10 16:50:54
今「东海大学图书馆」藏一部「本衙藏版」《蜀碧》,著录作「清乾隆间刊本」,前有彭端淑〈序〉[1]、〈目录〉,以及乙丑〈义例总言〉。查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亦有一部乾隆间刊本《蜀碧》,其版式行款与「东海本」同。因此,「东海本」确定为坊刻本。盖「本衙」所刊之书多属书坊刊印。笔者既认定「本衙本」晚于「天禄阁本」,则此本当为为嘉庆间刊本。

平博士密码。,郭明芳:「本衙藏版」《蜀碧》为嘉庆间刊本考

平博士密码。,《蜀碧》一书作者为清代彭遵泗,为一部记明代末叶史料著述。周宪文在编辑《台湾文献丛刊》亦将此书视为南明史料,并收入《丛刊》第269种中。今「东海大学图书馆」藏一部「本衙藏版」《蜀碧》,著录作「清乾隆间(1736-1795)刊本」,前有彭端淑〈序〉[1]、〈目录〉,以及乙丑〈义例总言〉。其版式行款为每半叶九行、行廿三字,左右双栏,板框12.5×18.5公分;版心上方题「蜀碧」,单鱼尾,鱼尾下题「卷几」及叶码。

是书该馆订为乾隆间刊本,乃循旧《录》而来。盖是书「无任何牌记可资证明」之故。并言:

扉页仅题「本衙藏板」,〈义例总言〉末仅署「乙丑」,因卷四止于康熙二年,故乙丑可能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然书中「崇祯」作「崇正」,「弘」字缺末笔,「万曆」作「万歷」,可能撰于乾隆十年(1745)。然亦未能断言〈义例总言〉撰写之年即刊刻之年,在无其它证明之前姑依旧《录》着录。

「东海本」书影

这里从避讳观点推称「乙丑」乃乾隆10(1745)年,有可能是《蜀碧》撰写年代,是不错的。而「乙丑」是在乾隆10年间,这是可以肯定的。盖乾隆42(1777)年「白鹤堂」刊本(此本有中国「吉林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馆有藏),其序亦署「乙丑」故也。又因为此本署「本衙藏版」,又无牌记等资讯,于断定年代或地点更加困难。但我们从字体型态来看,他是坊刻本无疑。查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亦有一部乾隆间刊本《蜀碧》,其版式行款与「东海本」同。又从文字版框看,二本约略同时期刷印无疑。

美国「华大」本扉页与叶一书影

又美国「国会图书馆」有一部著录「乾隆42(1777)年刊本」,因无书影,故未审是否相同。前述之「吉林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二馆皆藏一部乾隆丁酉(42年,1777)「白鹤堂」刊本,以此本与「东海本」对照后,则有所不同,似可排除「东海本」为乾隆42(1777)年「白鹤堂」所刊者。此「白鹤堂」本为彭氏家刊本,彭端叔斋名「白鹤堂」。又有一部收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册126的《蜀碧》,原藏「浙江图书馆」,此本与「白鹤堂」应该同是彭家所刻,刻印的时间略晚。盖此本于署名后多「姪孙席珍丹崖恭校」一行。

又查「辽大」有两部,一部著录「清坊刻本」,一部著录「清乾隆刊本」,经与「东海本」比对,可以确定其与「东海本」为同版所印。另「北大」、「人大」亦各一部。

因此,「东海本」确定为坊刻本。其确切刊印时间是否为乾隆间则有待进一步论证。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乾隆42年本书影

「浙图」藏清乾隆本《蜀碧》(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126册)

「辽大」坊刊本、乾隆刊本

查找过程中,又知「吉林大学」藏一部著录「嘉庆20年天禄阁藏版」《蜀碧》。此本书影经与上述「东海」、「辽大」诸本比对,确为同版所印。然又比对「北大」、「川大」所藏之有「天禄阁」扉页者,似乎又与「吉大本」有些微不同,笔者将叶一几个例字制如下表,或可见到这样差异。

例字位置

(叶一)

吉大本

(著录嘉庆20年天禄阁本)

北大本

(有天禄阁扉页)

东海本

(「本衙」本)

行三字一

行三字二

行七字三

行六字五

行七字五

行七字廿三

表一 各本例字对照表

吉大本(著录嘉庆20年天禄阁刊) 川大本(有「天禄阁」扉页)

北大藏嘉庆「天禄阁」本

从以上看,「吉大本」字体与「东海本」同,应同一版所印。北大「天禄阁」本字体虽似,但仍存在些微不同,为不同版所印。而「吉大」将所藏「本衙本」类推为「天禄阁本」,极不恰当。因为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下,如此类推则待商榷。当然或许有人认为原版刷印次数过多,模糊漫漶,书坊重新雕版所致。但我们仍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说明「本衙」等同「天禄阁」。或者说,为何初版用「本衙」,后版用「天禄阁」?故笔者认为两本当看作不同版、不同书坊所刊印。

而两种既为不同版又不同书坊所刊,要如何解释?又其刊印时间是否可与「天禄阁」本有关?笔者认为《蜀碧》一书在乾隆间确有刊印,尤其「白鹤堂」刊印属于作者彭氏所印,有清一代印行版本众多,或可见其受欢迎程度。书坊见有利可图加以刊印,这可以说明,名为「本衙」者之原因。盖「本衙」所刊之书多属书坊刊印。

「布衣书局」网拍《蜀碧》书影

而两者先后问题,笔者在未有确切证据下不敢断言。然从几个间接证据看,或许可推而得之。首先,笔者前面已比较过两本字体,发现「本衙本」字体在整个版面稍大,似较不精细。

其次,从几个本子序跋来看,「白鹤堂」本前有彭端叔〈序〉、作者〈自序〉、〈义例〉、〈目录〉,后则有〈附记十五条〉、〈杨展传〉、 〈刘道真传〉、〈铁脚版传〉、〈余飞传〉、〈书周鼎昌杀贼事〉与〈后叙〉诸篇。「天禄阁」本前有〈彭端叔序〉(隶体字)、〈义例〉、〈征实〉,后则仅〈附记十五条〉[2]。「本衙」本前有〈彭端叔序〉(隶体字)、〈义例〉与〈目录〉,后则后除〈附记十五条〉外,并无其他资料。从以上看来,吾人或许可以假设「天禄阁本」先于「本衙本」。盖书坊刊印为求低成本高获利,自然会删削一些与本文不相关文字,如序跋或附录,只保留正文即已足。而这与家刊本不同,家刊本为保先人遗泽,尽量附入。图书有销路,引其他家书坊重刊者则会再简化之。这也说明为何「天禄堂本」与「本衙本」正文前后有些差异原因。

第三,从「天禄阁」本扉页署「嘉庆乙亥重栞」字样看来,或许前有刊本,今又重栞。这里的重栞或许指的是乾隆间刊本,应非谓「本衙本」在前。否则无法解释第一项有关序跋问题。

第四,从避讳来看,则无法从这里加以判别。笔者既认定「本衙本」晚于「天禄阁本」,则此本当为为嘉庆间刊本。但从是书对嘉庆的避讳,却无法加以判别。嘉庆名「颙琰」,其避讳情形,于张之洞《輶轩语二‧敬避字五》有详论,云:

仁宗睿皇帝庙讳,上一字,《诗》:「颙颙卬卬」,无恭代之字,敬缺页旁末两笔,然「颙若」、「周颙」等字,皆不可用。下一字,《书》:「弘壁琬琰」,无恭代之字,钦奉谕旨,改右下「火」字作「又」,然「琬琰」、「翠琰」等字,皆不可用。单用「炎」字及「谈」、「淡」偏旁,音义各别,不得改「炎」作「」。(《张之洞全集》,页9815)

现以所见是书「遇」、「万」、「焰」诸字皆完笔无缺。惟见卷二叶四a第九行「蒋世铉」,「铉」字未避康熙讳。或许此本为书坊所刻不谨严之故。

因此,此「本衙本」或在晚于「天禄阁本」。

以上只是笔者推论,但可确定的是,「本衙本」当在嘉庆间所刊无疑,盖因为两本时间接近,才有竟相仿刻,相互竞争之故。因畅销而竟起仿刻的例子,笔者可以举另一时代略近者说明之。乾隆末叶沉启凤撰《谐铎》一书颇为风行,但初刻因影射到当时官员而遭毁版。不久市面上就「本衙」的书坊刊本(据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在「本衙本」出现不久又有一修订过的「藤华榭本」(此本今「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笔者从两者行文有修订处与「藤华榭本」避讳考订「藤华榭本」晚于「本衙」本。而这个「本衙本」与「藤华榭本」不同版、不同书坊所刊也是可以确定。「本衙本」《谐铎》在嘉庆、道光、以迄光绪续有刊印,仅将版面年代改署而已,未见改称「本衙」为某书坊者。

因此,《蜀碧》一书于乾隆末嘉庆初颇风行,出版者众。「东海本衙本」与「天禄阁本」当是此风潮下竞相出版的证据。「东海本」刊印时间,据「天禄阁」本署「嘉庆20年」不远,故当为嘉庆间书坊刻本,非乾隆间刊本,明矣。

* 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班。

[1] 按,该馆《书目新编》作「彭端洲」,盖字形相近而误。

[2] 按,此据网路「布衣书局」拍品简介,网址:http://www.booyee.com.cn/user-bid.jsp?id=86765。

万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