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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文明史”的胚胎:一个政治情报官学者眼中的希腊与土耳其

2019-11-07 07:56:29
汤因比是世界知名的文明史专家,《历史研究》说尽了世界文明的兴衰。相比于《历史研究》,《文明的接触》更具有可读性,当时的汤因比并不是以专业历史学家的身份去写这本书,而是学者和记者,甚至政治情报官员三方身

汤因比是世界文明史上著名的专家,《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文明的兴衰。然而,在许多学者眼中,汤因比最好的书是他33年的书《文明的接触:希腊和土耳其的西方问题》。虽然这本书没有像后来的《历史研究》那样详细解释文明的兴衰,但在这本不太系统的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文明史”的雏形,尤其是从现实问题看文明史视角的魅力。因此,这本书具有方法论的创造性。

与历史研究相比,《文明的接触》更易读。汤因比当时并不是以专业历史学家的身份写这本书的,而是学者、记者甚至政治情报官员身份的叠加。在一位有古典历史的记者眼中,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具有文明的意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丝芙兰条约基本上将奥斯曼帝国带回亚洲。希腊军队在士麦那的登陆不仅引发了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也引发了三个不同文明之间的游戏。希腊代表着近东文明,而土耳其是中东文明中唯一一个在现代化影响下可以重组为大国的国家。两种文明都受到了强大的西方文明的影响。从巴尔干半岛到安纳托利亚,经过八到九个月的实地调查,汤因比相信希腊会在这场战争中自掏腰包。这本书惹恼了希腊人,因为汤因比是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柯莱教授,而这位教授是由希腊人资助的。这本书出版后,汤因比失去了教授的职位。

汤因比不仅是古典历史的研究者,还从事政治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向政府提供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信息。失去希腊历史讲座教授的职位后,他为英国皇家国际关系学院工作,同时也是伦敦大学国际关系讲座教授。历史的成就和对实际问题的关心造就了汤因比。在他看来,历史的时间和空间可以改变甚至重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汤因比正在巴里欧学院给本科生读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汤因比认为,“无论时代有多么不同,从哲学意义上来说,事实已经证明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的世界是同时代的。如果希腊罗马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文明之间的关系难道不是这样吗?“现实是不同历史时代或精神的沉淀,汤因比正是有分析现实的历史沉淀。当人们关注希腊和土耳其战争的成败时,汤因比看到了近东问题的“文明结构”。

汤因比对“近东”的定义是与西方文明同时在安纳托利亚和君士坦丁堡的古希腊或希腊罗马文明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文明。近东文明是希腊和罗马帝国的遗产,近东和中东的分界线也在安纳托利亚。希腊-土耳其战争被认为是英法在该地区的代理战争。汤因比批评西方政客不负责任的做法,给希腊人“决定性的战斗和决定性的胜利”的错觉。同时,希腊人也制造了他们是古希腊人后裔的假象。

“希腊从其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中获益匪浅。考虑到土耳其在中东的特殊地位,要求希腊放弃一些不相称的特权也许是公平的。希腊和土耳其正处于一种恶性关系中:双方都坚持对方的让步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显然,凭借西方政治家的才华,我们不可能让这一切过去。”

汤因比说,“希腊在安纳托利亚的失败远非局部和暂时的事件。这标志着持续了200年的趋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公众已经习惯了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这一过程自然会持续到土耳其国从地图上消失。”很少有人能如此清醒。自奥斯曼帝国开始衰落以来,“东方问题”已成为欧洲列强面临的一个问题。如何处理奥斯曼帝国的大片领土一直困扰着欧洲列强。长期以来,西方人一直妖魔化土耳其。其中,15世纪和17世纪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征服带来了许多复仇的恐惧和想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了,西方政治家也欢迎旧帝国的消失。然而,汤因比看到了土耳其复兴的希望:“相反,失去阿拉伯省份和罗马尼亚,将使它最终把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祖国。尽管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民族主义的微妙影响不断削弱土耳其的力量,但它只在近东发挥了作用。但现在,这种影响正在土耳其本土人中间发酵,并开始唤醒他们的潜能。”安纳托利亚已经成为土耳其的核心地区和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这就像摘洋葱一样。希腊参与了这一进程,伴随着一场血腥的战争。

文明的接触——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西方问题

汤因比说,“人文地理学的真正本质是文化。这本书称之为文明。”汤因比最精辟的分析是“安纳托利亚背景”。安纳托利亚的分析为他的文明建设埋下了种子。

安纳托利亚曾经是近东文明的摇篮,现代希腊民族的诞生地,中世纪希腊国家的支柱。一种新文化从这一源头流出,影响到保加利亚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所有族裔群体。”安纳托利亚是文明交流的桥梁。不同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在这里经过,包括13世纪蒙古人的昙花一现。

汤因比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耳其化。这个地区的人是土耳其人吗?这涉及一个基本问题,文明是如何交流的?文明的形成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流和沟通,并最终形成身份认同。

汤因比认为,“古希腊世界和古代东方社会的接触始于表面的商业征服、战争征服和行政征服,止于宗教经验的融合。此外,在第一波由主导力量进行的外部征服中,宗教融合是一个社会对另一个社会最彻底、最深刻的征服。”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文明形式已经发生了几次变化。最终的突厥化并不意味着土耳其人征服甚至消灭了当地人民,而是当地人民的“皈依”。当土耳其人到达时,当地东正教已经憎恨现存的文明,或者文明已经衰落,而伊斯兰教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和体验。因此,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主要是土耳其东正教徒。汤因比认为,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相似之处远远大于差异。

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希腊人也是统治阶级的成员,而土耳其人几乎没有游牧因素。“对奥斯曼历史的公正研究确实指出,到17世纪下半叶,他们的世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游牧祖先的限制。然而,该研究也有力地解释了自苏丹马哈茂德二世(1808年至1839年在位)以来,游牧民族在社会生活和政治中的痕迹已经消失。”

为什么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用剑相遇?西方文明,确切地说,民族主义对安纳托利亚重叠的文明进行了考验。我们必须把二者分开,这是对立的。希腊人假装是古希腊社会的后裔,并在野蛮的野蛮征服所造成的逆境瓦解后,与他们失散已久的西方兄弟重聚希腊于19世纪30年代开始独立,是近东较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国家之一。因此,希腊人认为他们不同于或优于土耳其人。

民族主义的原则很简单,但也很残酷。一个国家建立一个国家,“文明总是把来自四面八方的新的人口力量带入他们的视野。”帝国本身代表一种文明。当希腊和土耳其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国家时,他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混合人口生活,没有办法把同样的人聚集在同一个空间里,我们该怎么做呢?人口交换!1914年,希腊和土耳其达成了类似的人口交换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双方的战争,特别是希腊在士麦那的登陆,打破了和平交流的前景。种族灭绝战争给双方都带来了灾难。汤因比认为希腊和土耳其都无法控制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创建方法,尤其是伴随民族主义而来的民主制度。没有国家权力的框架,政府的决策就会受到激情的影响。

关于战争的前景,汤因比认为希腊负担不起,土耳其撤退到安纳托利亚,希腊对安纳托利亚的入侵已经越过边界。希腊代表着海洋文明,但在安纳托利亚战争中,海洋文明没有优势。最终结果是双方耗尽精力,停止战斗。战争高潮时,汤因比预见到了未来。同时,他还提到“文明的冲突是可怕的”,这是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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